桂康的博客, Guikang's blog

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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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Heritage Month Guest Speaker Juexiao Zheng @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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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CN Tower) at d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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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ing my immigration life — 纪录我的移民生活

On May 7th, educator and oversea Chinese blogging guru, Juexiao Zheng came to Maria A. Shchuka and delivered a stunning lecture about her life in Toronto, and her writing experience on the Wenxuecity, the Chinese-language tabloid website targeting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people who work and/or study abroad for entertainment purpose (Wikipedia).

Juexiao on lecture

Juexiao on lecture

Juexiao is a prolific writer in blogosphere, and she writes her blog almost on daily basis, covering variety of topics, from her Canadian living experience, her career, her neighborhood, friends, to her family, parenting, gardening, cooking, to current affair and politics. Her review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s are the masterpiece which brought her fame and there are so many followers and die-hard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In personal level, I love her essays on Shanghainese culture, custom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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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押的日子:加勒特夫妇接受CBC采访(续)

凯文.加勒特在中国被关押的两年多里,从来没有上电视忏悔认罪。因此不少人猜想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但是凯文在接受CBC采访时承认,自己和妻子一样,也曾惊慌,哭泣,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直到现在,他在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难以保持平静。巨大的恐惧感“就在离表层很近的地方。”

朱丽亚此前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是默默地站在丈夫身边,给人留下不善言辞的印象。但这次接受采访,记者发现她其实很能说,到底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人。她侃侃而谈,即使讲到突然被捕后如何担心儿子,圣诞来临时如何思念亲人,声音也镇定平稳。反倒是谈到她手下的咖啡馆员工和被捕那天送他们的出租车司机戳中了她的泪点。

她说,她在被关押期间一直祈祷让她有机会去见一次那些员工,说一声“对不起”。他们一向很帮忙,工作很卖力。都是要养家的人,却因为她和凯文被捕一下子丢了工作。至于那位出租车司机,她一直为那天没来得及付他车钱心里不安。

她说,咖啡店的员工了解她和丈夫对中国有多深的感情。其实到后来,办案人员也了解了。她曾经问他们:你们明知道我们有多热爱中国,为什么要抓我们?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你们最有可能伤害中国。她无奈地反驳说,我们也最有可能爱这个国家啊。

她说,这次经历给她留下的最强烈的感受,不是愤怒,是悲哀。

最初半年

加勒特夫妇被捕后的最初六个月被分开关押在丹东郊外的一栋楼里。朱丽亚说,每天六个小时的提审之外,她回到囚室后还经常有“家庭作业”,通常是要她就某件事或某个时期交代更多的细节。囚室里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两个看守。她们不仅负责监视,还要记录下她的一举一动。

凯文和朱丽亚都从未挨打。对朱丽亚来说,在最初面对审讯者时的恐惧过去后,最难熬的是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尤其是在圣诞节将近的时候。为了避免老是坐在那里流泪,她想了很多办法:用一本旧杂志做了圣诞树和花环,从一件毛衣里抽出线来挂她自造的装饰和家人的照片,每天拿出一小时来唱歌,甚至自说自话地教两个看守说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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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圣诞节前,被单独关押的朱丽亚为排解愁绪给自己做的圣诞装饰:

凯文说,审讯者经常用判七、八年徒刑,枪毙或把他送到朝鲜去来威胁他,态度粗暴而且变化无常。但是他注意到,大概在过了两三个月以后,主审官员的态度突然变得和蔼了。凯文猜想,大概是他们终于相信他根本不是什么间谍。但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已经无权决定他的命运。

朱丽亚说,加拿大领事官员来探视的时候,办案人员总要她催促加拿大“加紧行动,满足我们的要求”。她完全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但还是照原样转达了口信。

318号囚室

六个月后,朱丽亚改成监视居住,凯文被转到了监狱。进监狱前,夫妇俩获准见面十分钟。那一天正好是朱丽亚的生日。凯文在监狱里度过一年零七个月。他说,祈祷和读圣经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加拿大领事馆每月来探视他一次。

他所在的318号囚室里最多的时候关15个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跟八、九十个人做过室友,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从小偷小摸到杀人,各种各样,甚至还有过腐败官员。

凯文说,囚犯之间互相帮助、分享东西很普遍。监狱里从牙刷到药品,所有东西都要花钱买。而且没钱就只有馒头和玉米面粥可吃。据他观察,总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囚犯是没钱的。但总会有人分给他们一卷手纸或是一点吃的。

定罪,罚款,驱逐出境
在被捕两年多后,凯文的案子终于在2016年9月宣判了。法庭快刀斩乱麻,很快裁定他间谍罪名成立,判处他八年有期徒刑和相当于2万加元的罚款。另外还加上他在监狱里的医疗等费用。他原来就有高血压,在监狱里出现心律不齐,又患了阑尾炎和疝气等疾病。

宣判两天后,凯文被驱逐出境,在温哥华机场和妻儿重逢。

你会恨我们吗?

朱丽亚说,负责审讯她的官员在最后一次见到她时曾问她:在我们对你做了这些事以后,你会恨我们吗?她回答说不会,做这些事的是制度。

这话听起来像一句套话。但是她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我现在想到中国的时候,想的仍然是所有那些热情的人,那些在第一年接待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从中国学到的远比我们付出的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见得同意所有的事,但是对我们这些年遇到的许多人怀有很深的尊敬。”
即使是在最后这两年,她仍然能看到人们的善意。会有人对她说:“我知道你不是什么间谍”,并塞给她一个巧克力棒。她称之为“人性的时刻”。
圣诞将至。这将是加勒特夫妇重获自由以后第一个全家团圆的圣诞。根据《环球邮报》对他们的采访,2014年的圣诞节,他们和小儿子彼得被允许在一起吃了一顿饭。那时他们仍然在被关押提审,但已经是凯文所注意到的主审官员态度变和蔼之后了。
次年圣诞,凯文在狱中。朱丽亚被监视居住,也没有行动自由。但是她被允许在国安的陪同下去给丈夫买圣诞礼物。国安的态度应该也是和善的,因为据《环球邮报》的Eric Andrew-Gee说,在她买牛肉干的时候,国安帮她拎着包。
也许是拜加拿大公民身份所赐,也许是因为明白此案特殊之处的国安官员对凯文生了恻隐之心,凯文在狱中的一年多里得到不少优待。最大的优待是囚室,关的犯人少一半,而且和监狱的卫生所在同一栋楼里。

凯文在狱中患了双侧疝气,下个月要做手术。回来三个月后,监狱生活的影响还在。囚室夜里不许关灯的规定当初那么困扰他,现在恢复自由身,他却关了灯就睡不着了。他感叹说,人真是什么都能习惯啊。

年过半百,一切从头再来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才是他们的家乡和谋生之处。驱逐出境的惩罚,对他们来说等同流放。他们失去了“彼得咖啡室”和不多的积蓄,在年过半百后回到加拿大,又回到了当初大学毕业去中国时的状态,没房,没车,没工作,也还没找到未来的方向。

他们试图从过去两年多的遭遇中找出可取之处,即西谚中“乌云的银边”。朱丽亚说,既然已经加入了被冤枉、在别人的博弈中当了棋子的这个群体。她和丈夫也许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陷入同样处境的人。

只不过,这对夫妇可能还没有仔细想过:如果他们想帮助的是中国人的话,岂不是又进入了一个“敏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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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国防科技大的年轻外教:加勒特夫妇接受CBC采访

被中国政府指控间谍罪的加勒特夫妇本星期接受了CBC早间节目的采访。凯文.加勒特自9月份回到加拿大以后,一直在家休养。除了感恩节前发表了一份感谢声明以外,他们基本上让自己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国防科技大的年轻外教

他们从1984那一年谈起。当时他们刚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听说中国需要外教,两人就去了。凯文回忆说,那时候外教也是统一分配工作,他们被分在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能获得军事院校的教职,他们猜想可能是因为在所有人里他们最不像特务,而且没有一点理工科背景。两人多次拿这事开玩笑。那时没想到后来真的沾上了间谍罪。

当时中国的收入水平很低。朱丽亚说,她每个月的工资只相当于50到60加元。不过工作两年后,单位会提供一张探亲机票。两人最初几年就靠这张机票回加拿大。

原来打算干一两年就回来,没想到一呆就是三十年。他们在第一学年结束后回到加拿大,但很快又收到学校的聘请。凯文说,真正习惯中国的生活、爱上那里实际上是在第二年。当时中国非常需要英语教师,他们不仅教学生,也培训师资。学校甚至请他们帮忙介绍其他加拿大人去教书。

长沙之后,他们还在香港、三亚等六个中国城市生活和工作过。教书之外,他们也做过翻译和咨询等工作。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夫妇俩在一个孤儿院工作期间,又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
中国就这样逐渐变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即使是在最后这两年的经历之后,想起早年那些生活不宽裕却慷慨好客的中国朋友,仍然让他们对这个国家充满怀念。

2007年为从事对朝援助搬到丹东

加勒特夫妇说,在中国长住下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觉得他们在那里比在加拿大有用。他们刚去时,中国还是一个满街自行车、购物需要票证的国家,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很有用。后来中国繁荣起来,情况逐渐改变。他们就想到了朝鲜,因此搬到丹东。

但是当时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由于靠近中朝边界,那里是一个敏感地区。朱丽亚说,所有在华工作的外国人都受到一定的监视,但那只是“低级雷达”。他们搬到丹东后,就上了“高级雷达”了。

他们以小儿子的名字命名的“彼得咖啡室”位于鸭绿江边游人众多的地段,刚开张时是当地唯一一家有英语服务并供应西方餐点的咖啡馆。顾客中有各国记者、驻朝外国使馆人员,甚至前加拿大外长贝尔德也曾去小坐。凯文后来猜测,他们的间谍罪名可能跟这个惹眼的顾客群有不小的关系。

与此同时,他们在一个加拿大教会的资助下向朝鲜捐赠粮食物资。但凯文说,所有的活动,不论是迁居、开店还是援朝,都是经过官方批准的。朱丽亚补充说:“每件事都盖过一百个章。”
2014年8月4日,有人请加勒特夫妇在一家餐馆吃饭。他们在饭后被捕。两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拖进不同的汽车,夫妻俩再见面已是几个月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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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a piece of music last played in Auschwitz is being brought back to life

Patricia Hall was struck by the contrast of the horror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concentration camp, and the ‘euphoric’ lyrics of the music she found there. (Keystone/GettyImages)

Patricia Hall discovered musical manuscript in concentration camp museum

When music theory professor Patricia Hall played a recording during one of her lectures, the audience became visibly uncomfortable, their arms clenched around their bodies.

Titled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Life, the recording was of an upbeat foxtrot. But it was originally arranged and performed by prisoners in the Auschwitz-Birkenau concentration camp.

“I’ve heard various adjectives used to describe this foxtrot, even like ‘twisted,’ given the situation that it was performed in and created in,” Hall,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oldThe Current’s guest host Michelle Shephard.

The song, originally written by German composer Franz Grothe in 1941 and later rearranged by the prisoners, hadn’t been performed publicl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But on Friday, it will be brought back to lif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concer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wo years after Hall made an astonishing discovery at the Auschwitz-Birkenau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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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妇之夫发生关系教会了我什么

我拿不准是否该为我与已婚男人发生关系做出辩解,但我从与他们的关系中学到的东西值得讨论。但不是在我与他们的妻子之间,尽管我很想听听她们的看法。这种讨论应该发生在妻子和丈夫之间,而且应该每年都有,就像我们要检查轮胎的胎面,以避免事故那样。
几年前,我住在伦敦时,约会过几名已婚男人,那时我正在经历刚刚离婚的痛苦。我并没有特意去找已婚男人。当我在Tinder和OkCupid网站上建立个人档案时,我说我在寻找没有附带条件的相会,不少单身男人给我发了信息,我与他们中的几位见了面。但也有许多已婚男人给我发了信息。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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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重水战”

英語: The Heavy Water War, 挪威语: Kampen om tungtvannet.
许多人或许对这部连续剧不熟习, 但可能看过电影《雪地英雄》(The heroes of Telemark) 。他们讲的是同一个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制订计划,破坏德国纳粹在挪威设立生产重水的工厂,使纳粹无法制造原子弹的斗智斗勇的战斗过程。差别是前者涉及更多的著名人物, 并对许多故事情节加以展开, 重點突出 Leif Tronstad 這位挪威科學家,情報工作者和抵抗戰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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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印象

这次去古巴之前,我还是作了一定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考虑去哪个旅游地,定什么样的酒店。 基于我们旅游代理的推荐,我们选择了比较热门的 Varadero。 由于 Varadero 非常靠近古巴首都 Havana, 所以我们在假期期间去了一趟 Havana。这倒不是我对卡斯特罗政权或切格拉瓦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而是我确实想亲眼看一看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

由于加拿大和古巴历史上和当今的特殊关系,加拿大人在古巴总是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和招待:无论我们在酒店还是在旅游区,只要一说是加拿大来的,当地古巴人立马对我们特别友好。这也表现在酒店内的服务,从餐厅,游泳池,海滩,使用各种设施和服务等。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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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波兰同事 / My Polish colleagues

作者下面撰写这篇双语短文的目的在于表达在加拿大工作和生活的感受,仅供朋友圈欣赏。

Working in the library gives me the opportunity of encountering people from all of the world. Here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 Polish colleagues.

在图书馆工作让我有机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的波兰同事。

Both Christine and Ted are Canada-born Poles; they have been working for TPL very long times (over 30 years) and they are in the same department!

克里斯汀和泰德都是加拿大出生的波兰人,他们一直在TPL工作很长时间(30多年),他们在同一个部门!

Once up a time, Christine had a crush on Ted – Ted is a nice, decent gentleman who demonstrates great professionalism in the workplace, and he treats colleagues and customers with respect. Who does not want to be friends with Ted? But love is complex and two-way interaction, and Ted was not on the board. Ted eventually married a woman from Poland, but not Christine. It was so sad, and also awkward, since they have to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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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作家邓敏灵:《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同时进入“布克奖”等三大文学奖终选名单

作者 梁彦 | china@rcinet.ca, 加广版权所有www.rcinet.ca微信:radio-canada

2016年对于华裔作家邓敏灵(Madeline Thien)真可谓是收获之年。她的新作、长篇小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Alfred A. Knopf Canada, 2016)同时进入了三个英语重要文学奖的终选名单:曼布克文学奖(Booker Prize)、加拿大的吉勒文学奖(Giller Prize)、以及总督文学奖(Governor General Awards)。

上个星期,我在CBC大楼内采访了邓敏灵。

邓敏灵的文学世界
1974年,邓敏灵出生在温哥华,她的父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也是三个孩子中唯一在加拿大出生的。

邓敏灵是个非常敏感的孩子,喜欢阅读,家里没有什么书,就从图书馆里借阅。但是,她说,她一直就知道,她要做一名作家。文学对她来说是“有魔力的、不可思议的世界”。

她在西蒙菲沙大学主修英文文学和现代舞,而后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创意写作的硕士课程。

2001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简单食谱》,讲述的是华裔移民家庭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成长中的困惑迷茫。这本小说集为她赢得了“温哥华城市图书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样以写短篇小说见长的爱丽丝.门罗称:“这无疑是一位出色作家的处女作。我为这本书清晰又简洁的写作,以及书中体现出的情感的纯度感到震撼。”

这之后,她一直以每五年一本小说的速度进行创作。

2006年,她出版了小说《确定性,Certainty》,这本小说得到了加拿大亚马逊小说处女座奖,讲述的是生活在温哥华的年轻一代人追寻父母在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中的过往,战争带来的伤害与毁灭。

2011年,她的第二本小说,《边界的狗,Dogs at the Perimeter》。讲述的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给普通人带来的灭顶之灾。这本书得到了法兰克福书展的“Liberaturpreis 文学奖”,这个奖是专门为关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文学作品而设置的。

2016年的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正面描述了中国几代人的遭遇,从抗战开始,到土改,反右,文革,以及六四,直到现在。三位六零年代在上海学习古典音乐的年轻人,跌宕起伏的家庭与人生。

这部作品为她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目前,它已经入围了三个重要的文学奖的终选名单。

由此看来,她从小满怀激情喜欢的文学写作也是她有天赋而也擅长的事情。

而从她写作的题材来看,她直面历史,尤其是亚洲历史上残酷血腥的瞬间,她希望能描述这一代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希望能揭示亚洲在反殖民侵略的语境下,受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乌托邦概念的影响,及其对亚洲国家普通民众带来的惨痛经历。

关于《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以下是我就这本小说与邓敏灵的部分对话:

梁:首先,我要说,我非常惊讶于这本小说的年代跨度。时间跨度有70年,涉及三代人,从抗日战争,到反右、文革、以及“六四”的经历。

邓: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以为这本小说只是关于“六四”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写了100页左右的时候,发现我才写到60年代啊。这个时刻我才意识到,这将会是一本容量更大的小说。

我写作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先的蓝图或是计划,我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来写。不过,我会不停地重写开头的几十页,这本小说,开头重写了不下十次。主要还是在于,写作的过程你会更了解你要写的人物,于是发现,开售可能太不稳定了,要不停地重写。

这本小说,我写了一年半到两年,这是第一稿。每天都不停地写,连圣诞与新年期间也在写。

梁:这部小说中,涉及到很多历史细节,包括香烟的牌子,或是报章上的文字。你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吧。

邓:我一直在不停地阅读关于中国的书籍,但是,却从没有想过要写关于中国的故事。这或许是因为中国过于复杂了。

直到2002年,我妈妈去世了,这令我一下子觉得更希望去更了解中国。我母亲在世时,一直希望去大陆看看。但是,却没有来得及。我希望更了解中国,替代她去看看,那里毕竟是她的故乡。

我从来也不觉得前期工作是沉重的,因为想了解中国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从个人层面上来说,我还是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时候,也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我愿意去相信,愿意去牺牲 – 如果是可以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的话。我想去了解,为什么这种良好的愿望也会带来灾难。

我被那些细节吸引,我希望了解,在那些时候人们是如何反应的,因为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变化。所以你必须自我消化这一切。你要相信,党会引领你,尽管你不完全理解这些运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语言,音乐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梁:阅读过程中,我几次停下来,因为那种正面描述的血腥与残酷令我悲伤。在类似的作品中,有的作家会回避直接描述那些苦难的瞬间,比如地主在批斗台上被枪毙,比如右派在夹边沟劳改营,比如文革中女孩子受到羞辱等等。

邓:是,这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但是,你也无法令这些时刻变成空白。但同时,你又不想让这些血淋淋的时刻成为读者头脑中唯一的形象。他们需要去了解这些暴力背后的原因,要随着人物,去生活在这些暴力发生之后的生活中。这需要非常微妙的平衡。对我个人来说,最难以描述的是文革中,女主人公遭到批斗的部分。因为那些高帽啊,大字报,往人脸上涂墨汁,这些事情看上去是非常荒唐的,但却是可以毁掉一个人内在核心的部分。众人,或者说是暴民在反对某些个人,这些人就成了替罪羊。在人们中间寻找敌人,而且这是非常普遍发生的事情。

梁:你在小说里,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文革事件的发生,这不是某个政党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

邓: 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最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很多人听信了宣传或是谎言,但每个人都要对发生的事情负上责任。一个人,他可能同时是罪犯,也是受害者,但是,一方并不能抹杀另一方。

梁:在这本小说里,有许多的中文文字,你对这些字义的解释,有时候甚至直接使用拼音。看得出,你对于中文的迷恋。

邓:小时候我曾经学过中文,但是你知道,小孩子嘛,不想和别人不一样,就想说英文。我觉得,文字影响了人们的思维。

小说里的那些中文是凭直觉挑选出来的,我更多选择他们的文学定义而不是日常会话定义。

我想通过这些文字形象,看到文字背后、再背后的意义。这是小说必要的一部分。

这部小说是用英文写的,这令我觉得,亏欠了它所描述的中文世界。

专访作家邓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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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人的两次冲突 (东京往事)

作者:玉米穗

总的来讲,日本人给我的印象并非粗鲁无礼,张扬而又好攻击的。我觉得他们内向但情感细腻,稍显木讷但待人诚实礼貌。不过也有无礼而使人反感的家伙(哪个国家没有呢?)。我在东京时曾经碰到过两个这样的日本人,并因而起过两次冲突。

一次是在第一装备会社打工时的事情。之前说过,第一装备会社是一个不大的清扫公司,当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打工。公司之所以雇用留学生,是因为人手不够,那时日本人不愿意做所谓“三K”工作(三K指危险,肮脏和劳动强度大的重体力活,因三个词汇的日文发音都以“K”当头,故而简称“三K”),而留学生迫于生计,必须勤工俭学,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因而基本都做“三K”工作。第一装备会社里负责人员调度的管理人员如前面提到的森田科长小林君等都是客气和善的人,与之相处并无不适,然而那公司里也有一个叫做镰田的日本人常使人觉得不耐。那个镰田也是个科长,具体职责所在则不得而知,但常在不同工作现场出现。镰田对中国留学生说话时常粗鲁无礼,使人反感。他的惯用语是“酷毙”,就是开除或者“炒鱿鱼”的意思。看到留学生动辄要“酷毙”这个,“酷毙”那个。我觉得他自我定位混乱,自以为是什么掌握生杀大权,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十分可笑。我知道此人令人生厌,但原先并未与他有过过节,有时在工作现场看到他时,也只避开而不与其啰嗦。然而后来有一天,还是直接与他起了冲突。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时我和一个朋友被小林君指派到市谷那里一个叫东铁的会社里做清扫。那份工作时间不长,又在傍晚我们放学之后,而且工资给的不错,所以我们在那里做了几个月,并打算继续再做一段时间。可是有一天我俩去打工时,看到镰田带了一个日本学生坐在更衣室等我们,见到我俩,镰田对我说:从即日起他带来的那个日本学生要在那里打工,要我当日带他一起做,教他做什么如何做等等。我问镰田:此场所不是只需要两个人吗?他指指我的朋友,不耐烦地说:叫他走人,从今日起某君(那个日本学生)和你两人在这里做。我听了觉得此人甚为无礼,但并未发作,对他说:当初是小林君委托我们两个在这里做的,你现在突然带一个新人来,又叫一个熟手走人,小林君知道吗?他听了,眼睛一瞪,大声训斥我说:我叫你干嘛就干嘛,管小林君什么事?再啰嗦,你也“酷毙”。我一听那个“酷毙”,心头之火腾地串起,脱口而出“去你妈的”,老子不干了。与我朋友转身就走。镰田见状反而站起身来一把拉住我说:你现在不能走,这里要两个人手。我说:你不也是人手吗?他口气明显放缓说:我也没做过,不知道如何做,你今晚先带他做。我说:干我屁事,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说完与我朋友两人扬长而去。那次事情,我与我的朋友当时都只想要解气,怎么痛快怎么做,并不在乎被“酷毙”,然而事后第一装备会社却并未“酷毙”我俩。小林君反而劝慰我不要太在意那个镰田,并给我和我的朋友安排了其他的工作。

另一次冲突是在学习驾驶汽车的时候。在外大读书时,通过学校的“生协”(学生会)报名去一个驾驶学校学习驾驶。那个学校是一个原警察署长开的,颇具规模,里面有很多教练。学车时会更换不同的教练,但也常有重复碰到同一个教练的机会。教练大多都还不错,但我也曾经碰到一个让人十分不快的家伙。那人知道我是留学生,说话常常阴阳怪气,使我颇不愉快。我跟他学时,尚未上路,是在学校的场地上练习,每次出错时,他并不就事论事给我纠正,却不阴不阳地对我说什么:这里是日本,不是中国,日本是有法律的(指交通规则),请你遵守日本的法律云云。我开始隐忍不语,后来见他老是拿什么“日本法律”说事儿,有一次按捺不住,回呛他说:你那么精通日本法律何不去大学法律系教法律?我来此地是学开车的,不是听你讲什么日本法律的。他听了无语,但此后便给我小鞋穿,每次犯在他手里,便不给我通过。

日本学车的规矩是,在练习场练习达到一定时数后方可实际上路练习,他给我不及格,使我必须增加在练习场的开车时数,而每增加一个小时都要几千日元。那使得我多付了两三次几千元。后来好容易开始上路练习了,有一次又犯在那家伙手里,坐在“日本法律”边上,心情紧张又郁闷,一不小心又犯了什么错,结果被那个“日本法律”一脚踩了紧急刹车,大声吼道:这里不是中国,请你遵守日本法律。我被他吼得火起,按耐不住,大声回吼道:老子是付了钱来学开车的,是顾客,你吼什么吼!那天回家后老婆看我极不愉快,劝我干脆换个学校算了。我越想越生气,跑去跟日本朋友丰岛社长说,丰岛社长一听便笑说:小事一桩,不必生气,直接去那学校找管理人员“苦情”(抱怨意思),一定会解决的。第二天我便如丰岛社长所说到了学校直接要找校长,里面一个负责人模样的管理人员见我态度很严峻的模样立即很客气地将我引到边上一间办公室,叫人上了茶水,和颜悦色地问我事情的缘由,听我说完后再三跟我抱歉,又对我保证今后绝不安排那个“日本法律”做我教练。那之后,我果然再不受“日本法律”刁难和困扰,学车一马平川,再未“不及格”过。很快就拿到了日本驾照。

在东京时的那两次与日本人的冲突,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印象依然十分深刻。我后来一直觉得在日本一旦遇上让人讨厌的家伙,隐忍是不应该也是不必要的,必须让对方知道:老子不能平白无故地受你的鸟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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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启发了美国人

红色世纪:十月革命100年后,探索共产主义的历史和它留给后世的影响。

1962年,在纽约市举行的一次集会中,著名自由派记者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对台下的大批资深左翼人士说:“我一生中认识许多共产党人。我不认为他们是罪犯。我当年认为他们是活动人士,我们也有过争吵。但是,虽然这个国家对你们不友善,但它却幸运地拥有你们。你们遭到逮捕与跟踪,你们的电话被窃听,你们的孩子被解雇。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可以想到你们当中许多我认识的人,一直保持着勇敢、乐观与不屈。”他补充说,“我向你们致敬,我希望时代会更好。”

我母亲当晚也在观众当中,回家后,她说:“美国能有共产党人真是幸运。比起其他大多数人,他们更多地促使这个国家获得了它一直标榜自己所拥有的民主。”

我的父母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在我成长期间,也就是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我认为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就像他们所自称的那样,是“进步人士”。在进步人士的世界里,社会结构是复杂的。其核心是为共产党工作的全职组织者,外围则是共产党的左翼同情者,其间分布着各种人士,从普通的党证持有者到可敬的同路人。

童年时代,这些区别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那些来到我们位于布朗克斯的公寓,或是出现在我们的筹款活动、集会与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上的人们,他们就是进步人士。在厨房的餐桌边,他们喝茶、吃黑面包和鲱鱼,并且谈论各种“问题”。我理解不了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们丰富的修辞与激烈的争辩一直都让我感到激动,他们的话语如同热情的河流,源源不绝地流淌,蕴含着深刻的急切与渴望。 Read More